未搬家前，窄小的房间，炎热天的晚上只好把竹床搬在楼下露天过夜

文/李义坤

每年炎热天的晚上是最难熬的。那时没有电扇，只有芭蕉扇。为了睡觉，只好把竹床和竹靠椅搬在楼下露天过夜，她睡竹床，我在躺椅上，的确难得入眠——

难忘的“搬家”

文/李义坤

1961年8月，我被分配在武汉市硚口区集贤村中学工作。刚来时，学校有些设施还未竣工，如照明设备有待解决，显而易见，这是一所刚建的新校。

我于1963年8月25日在该校完婚的。当时学校工会组织为我俩举办了结婚典礼，主持人是教生物的杨先明老师。杨老师是位爱说笑的老师，因为那天是七夕夜，所以说笑的内容比较浪漫，虽然我被他作乐了一番，但心里还是十分喜悦的。

当时学校后勤处在教学楼二楼朝东的走廊处，做了间约8平方米的小房给我俩栖身。我俩在附近的武汉商场购买了绷子床、五屉柜、书架和洗脸架，以及床上的被褥，另外岳母送了一套生活用品，算是成了个家，有了个窝了！

1965年5月，学校通知我搬迁到附近新建的教工宿舍，即荣华西村20栋1门3楼14号，与两家华侨共用厕所和洗澡间。他们两家的房面稍大一点，我俩住的房间不足12平方米。这两家夫妇都是教师，分别在武汉四中、五中、十一中和某中学，他们都是外语老师，都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除小谢老师外，其他三人都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我与他们的工资一样，每月51元。但他们家底厚，据他们自己说，每月生活费都要多花50元。我们与他们相处比较和睦，小戴老师的“慧慧”与我们家的“莉莉”一起合过影、拍过照。

在这窄小的房间里，我们夫妇生活了五年余。值得一说的是，每年炎热天的晚上是最难熬的。那时没有电扇，只有芭蕉扇。为了睡觉，只好把竹床和竹靠椅搬在楼下露天过夜，她睡竹床，我在躺椅上，的确难得入眠。

1970年12月29日，我俩搬迁到荣华西村12栋2楼29号房间，房面约15平方米的地板房，与两家共用厨房和厕所。此房离原房不到30米的间距，搬家时我的学生帮了大忙。他们用手提肩扛合力抬的办法就解决了。值得一说的是，那时我俩收入微薄，只好通过换房的途径，改善住房条件。我俩知道搬家是件烦心的劳累活，也得去承受。不过，当时房管所和居委会帮了忙，好事才办成。

1971年初，我听说曾经的邻居，即两家华侨老师，在办出国手续，后来就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了，当时思想上有些想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期，老师们有较多空余时间。当时盛行养金鱼的活动，我也玩过。记得有一天，将岳母家的大瓷盘子约20斤重，从民生路到武胜路约4站路，当时思想上没有乘车的概念，虽然这件东西不好拿，但是我还是拿回来了，真是累的够呛。搬迁到这儿我除了搭晒衣架，墙壁上做铁架外，还在厨房做了个地炉，在地炉面上炒菜做饭。旁边还做了个烧水的铁钵，自认为做得还不错。

1979年2月19日，搬迁到扬子街钦一里14号3楼顶层搭盖的房子，门口是个平台，约13平方米，正房约15平方米，房内还有3平方米的小暗楼。这层楼有四家，共用约20平方米的厨房和大小平台，在楼下上厕所。这套房原来是位转业军人，他看中了我那套地板房，我看中他房子的地点，离爱人工作单位（江汉副食店）较近，加上房内有个暗楼，虽不高，但能让上中学的姑娘隔开，便答应与他互换房子。当时搬家时，还是那些学生再次帮我搬了家。

搬家到扬子街的头两年，每天上下班我都是跟着走，说准确点应该是快走。从扬子街走到武胜路集贤村中学约四站路程，每次走到学校或是家里，上身衣服都汗透了。本来可以乘车报销，但为了锻炼身体，自己乐于走路上下班。1976年上半年，不知何因，有位陌生老师主动上门来找我，他开门见山地问我是否想调到附近的黄石路中学工作大概过了半个月我便答应了。不几天的时间，我办完了从硚口文教局调到江岸区文教局的手续。和我对调的是位教数学的女老师，绰号叫麻雀，她为我作了义务宣传，说我是教研组长，是教学骨干我后来接了她的班，担任高二六班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的工作。在该班上任不久，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当时学校停课搞了几天悼念活动。在扬子街钦一里14号的顶层搭盖的简陋房子里住了九年之久，这层楼上共有四家，那三家的简况是：小张在武钢工作，他的爱人小许在汉口一家塑料公司工作；老车在汉口青岛路的百货公司做业务工作，他的老婆姓夏在市百货公司工作；还有位老处女余大姐在公安系统工作，她的弟弟在银行工作。张家的女儿倩倩与我家小儿子是青梅竹马，之间相处较为热火天真。1977年5月的某天中午下班回到家抽炉子的时候，封的炉子熄了，急着生炉子，柴火烧完了蜂窝煤未燃着卡在炉膛口，只好重生炉子，生好后急忙弄饭烧菜，生怕耽搁孩子上学这事给人印象较深，可想当年生活多艰难啊！

1983年9月21日，搬迁到盼望已久的铭新街79号1单元6楼16号，是一套小两室一厅一卫的单元房。在当时来说，作为一名普通老师，能住上单元房就算不错了！但我只是谈谈的喜悦，其因是分配不公。当时书记韩钦明书记对我说：你绝不会分在1楼和6楼；过了几天，彭介华校长向我透露：已经分到4楼。但在揭榜时却变了卦，被分在6楼，我立即写了字条，表示不接受。事后，领导和老师都来劝说我，并表示今后调一调，可是如今无人问津。当时我分房条件确实要好些：5级教师，28年教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较大，有房子交。我考虑领导的许诺和顾全大局，便勉强接受了这不合理的分配。但此事予不能无耿耿入怀耳。